在这个过程中，冯凯其实已经反应了过来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沈阳地震，而是1976年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唐山大地震
(9)
。沈阳只是震感强烈罢了。
背着180斤的潘教员，冯凯并没有感觉到累，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强壮，而是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。来到了广场，他都忘记把潘教员放下来休息。
顾红星发现了冯凯的异常，试图询问他怎么了，可是冯凯根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。
冯凯想着，如果自己能向上级预报唐山大地震，是不是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呢？可是他转念一想，自己似乎也改变不了历史。首先自己并不记得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时间，其次即便他去预报了，无凭无据的，恐怕最大的可能是被当作一个精神病人给抓起来吧。想到这里，冯凯沉重的心情也就释然了一些。
潘教员的双腿已经恢复了知觉，可以正常行走了。他对顾红星和冯凯感激至极，他说，患难中才可以见真情。两人的行为，让潘教员想起了战争年代的战友情，十分感动。冯凯赶紧把顾红星推到潘教员面前，说第一个想到冲回去找潘教员的可是他，这个功劳自己可不敢乱抢了。
潘教员听完更是感动，他背着手，绕着瘦弱的顾红星走了几圈，眯缝着眼睛打量这个腼腆的年轻人。顾红星哪受得了，他几乎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儿了。潘教员对顾红星说：“我觉得你，不错。我把我办公室的电话和地址都写在你笔记本上了，以后工作中遇见技术难题，记得来电话或电报，保证药到病除。”
多么淳朴的报答方式啊，冯凯想。
我什么时候能有潘教员的这种自信？顾红星想。
在信息不发达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突然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，学校领导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老师和学员们在广场上聚集了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天似乎都要亮了，大家这才发现应该不会有余震了，于是纷纷又回到宿舍补了一会儿觉。
第二天的课程照常继续，中午时分，大地震的消息总算是传到了学校里，而学校的总教官也在午饭后吹响了紧急集合哨。
在这届学员整齐的队列前方，总教官通报了唐山大地震的大致情况。一座工业城市，在一夜之间，几乎夷为平地，铁路甚至都已变形，交通几乎瘫痪，伤亡人数以十万计。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，全国多地设置了唐山大地震伤员救治点。可能在今天下午，就会有伤员被送到附近救治点进行救治。学校领导决定，公安部民警干校在校全体学员，打点行装，赶赴伤员救治点，为救治点的伤员搬运、秩序管理、物资运送提供保障。其间所有课程，改为自学。
不管什么年代，公安的行动力和执行力都是相当强的，就在总教官训话后二十分钟，学员们已经纷纷打点好背包，跳上一字排列的解放牌卡车的车厢，向救治点进发。
对冯凯来说，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了。在二十一世纪，公安可以说是对社会覆盖面最广的一个职业了。疫情当前，警察不退；洪水来袭，警察不退。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，都少不了警察的身影。别说在最基层的派出所了，就是在局机关刑警支队工作的日子，冯凯也会经常被派到一线去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。